何志森:各位好,今天的学术沙龙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家宅”,第二单元是“社区”;第三单元是“城市”。
“家宅”第一单元由我来主持。我是一位客家人,“家”对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心安的地方,客家的文化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伦理道德。我每一次在家呆久了,都会跟我爸爸妈妈吵架。这次疫情期间我决定不回家,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年,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好像也挺开心的。
第一个很想问的是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我看你的电影的时候会感动得掉泪,因为我透过你对父母生活的描述里看见了家应该有的温情,家对于你来说意义太大了,但是对我来说这种反差蛮大。能不能请你讲一讲疫情期间外地隔离的时候,你对家有没有另外一种感觉,和你在拍《四个春天》的时候相比心情有所改变吗?
陆庆屹导演作品《四个春天》海报
陆庆屹:心情没有什么改变。你刚刚说你不愿意回家,我心里一激灵,因为我喜欢回家,我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我拍的电影也是基于家的基础。所以关于家的形态当然有大有小。我们感觉家是一个有固定形态的东西,一片屋檐下有多少个人,有的时候一年四季三餐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形式化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家的概念是延续,跟你的血脉有关系,有时候你去理解这个东西,刚才你说到你会跟家人吵架,所以会回避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吵架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存在,应该有的。有的时候现代人太脆弱了,脆弱的不愿意去接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应该存在的东西和冲突,这才是构成家的更丰富的元素。我不是教育你噢。
何志森:我接受教育。
陆庆屹:我每天都上网,网上很多这样的言论,跟父母的关系或者是什么,我不是批评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目前的社会形态下,他们确实对于家庭是有一种怨气。算了,我不说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只是说“家”,可能我离家比较早,15岁出去流浪,一直流浪到现在,30几年过去了。每当我远离时间长了或者是距离远了之后再回到家,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我会觉得我的存在,或者是我这一生当中很长的一个阶段是这些山水,这些亲人,包括那些路人他们陪伴着我,是因为有他们,我才是现在的我,那种感觉有时候说矫情一点,路上看到一些触动你的画面可能会唤醒你早期记忆的时候,真的心里是感激这些路人的存在。包括种田、种地的农民,你吃他们的东西长大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你可能也不存在,这种东西有时候去思索的时候会觉得生命挺奇妙的。所以你会对你的各种遭遇,各种好的或者是坏的那些相对坦然一点去接受。
说到“家”,我跟我妈妈都是特别火爆的脾气,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基本上我跟她是一发生冲突两个人就觉得很惭愧。好在我妈是没有架子的人,所以我俩都不需要为了维护面子,只是等两三秒钟过去之后自己反思一下,有的时候人就需要在一家人的状态里面,不能说宽容,更多是理解,包括理解父母甚至理解自己,可以去融洽一点,生活中发现有很多是因为你的情绪导致你失去或者是忽略掉那些美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只要你愿意去观察。
“回家”展览开幕当天,陆庆屹导览其作品《家族》:记录下家族聚居的传统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形态的标本
何志森:谢谢老陆。每次听他讲故事就像回到了《四个春天》的情节里。讲到吵架,我不怎么会顶嘴,都是冷暴力,如果能吵架我心情会好一些,因为我不想伤他们的心。
陆庆屹:你冷暴力的时候你父母什么心情?
何志森:他们不知道我冷暴力。
陆庆屹:你觉得你比较宽容吗?
何志森:我觉得客家人是非常孝顺的,我也不例外,我不想伤他们的心。所以我总是把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以一天都不出来吃饭,自己慢慢消化。
刚才保利置业在讲解他们作品的时候,分享了他们在疫情期间很多有趣的观察,比如疫情期间家人都聚在一起,不同的年龄层,时间一长怎么相处?高雄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如何利用疫情期间的观察对未来的住宅空间和居住模式做一个提升和改善?
高雄:说到“家”或者是居住空间、住宅单元这些话题,每个人都会有切身的体验和理解。这次疫情发生之后,很多房企迅速发布了新的产品体系。保利置业也同样致力于自己的产品力提升,我们秉持自己的节奏,坚守匠心踏踏实实做好这件事。
保利置业坚持做小而美、有文化的企业。刚才开幕式陈吉总也提到了,上海保利大剧院是安藤忠雄与保利置业合作的代表作品。安藤的作品有一种宁静的力量,他善于利用建筑与光的关系,赋予建筑故事性,给人带来一种灵动的、充满共鸣的空间体验。我们这次LIGHT产品力体系的研发,核心就是提升用户的居住体验和感受。
保利置业作品《生活有光 Light》:乐活健康 幸福归家 优雅形象 快乐家庭 人性细节 乘上光的向往 循光探索未来, 保利置业的作品同时也让街道变成了一个美术馆
LIGHT首先是L,Lively,乐活健康。这个板块搭建活力健康的公共活动系统。我们将社区里的人群细分,按照小孩、老人、中青年的各自需求,做有针对性的公共空间和活动空间设计,在公共场景中提升用户的体验,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区交流。
第二是I,Intelligence,我们没有把它翻译成“智慧”,我们叫“幸福归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业主在实际回家过程中,他希望自己回家的心情愉悦,回家路线安全舒适。我们的新产品力体系,力求适应后疫情时代业主从进小区一直到进入家门,实现全程无接触归家的诉求。同时快递、外卖等取送细节都要考虑周到,这是真真切切和业主需求相挂钩的。因为家对于他来说,除了居住功能,还有购物、外卖等生活功能,这反而是最难有效管理的。这次疫情期间,很多小区门口变成“快递山”、“外卖山”,我们正在升级的新产品力体系能够更好地去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是G,Graceful,优雅形象。我们说优雅形象不是单纯的指建筑设计优雅,而是让业主在里面生活得优雅。比如我们会做到独梯入户,每一个业户打开电梯就是自己的家。这样的产品标准将会在70%以上的产品中得以实现。
第四是H,Happy,快乐家庭。这是我们最看重的板块。大量家庭活动是发生在居室里的,而这次疫情给容纳我们家庭关系的生活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回归家庭空间时,让家人能够享受团聚的快乐,同时每个人又有自己的空间,这是我们产品研究的重要课题。疫情期间大家都宅在家,家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反而产生一些家庭矛盾。在居家场景中,我们试图通过设计去改善家庭关系,我们希望家庭成员各自有各的空间,同时又能够互相之间有效连接。在我们的新产品中,大户型会有复合公区的诉求,小户型更多的是做一些功能空间的交融和集约化设置。这个导向是给家庭成员提供一个更有效的空间,实现有效且深层次的交流,从而促进更和谐家庭关系的产生。相对应的,对于一些非常态的场景,例如疫情期间,我们所需经历的在家办公、学习的状态,各家庭成员需要在家中参加视频会议、在线学习,以及更多的个体间的私密互动,哪个空间能够承载这些功能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在书房、客厅、餐厅甚至卧室等不同空间,同时能满足多个个体或小群组的私人区域需求,这就是我们希望有的另一个产品特点:扩容私区。通过设计的改变,我们试图将更适合家人交流的场景塑造出来,呼吁家庭关系的回归。
最后是T,Thoughtful,是指人性细节的关怀,从细微之处切实提升建筑的品质。举个例子,很多小区搬进去两三年就感觉公区很不像样了,我们的公区怎么配置,细节到墙上的瓷砖或是粉刷细节,确保多年后的观感舒适,从建筑载体上实现品质的保持,这些会是我们思考的重点方向。
总体来说,我们就是想给大家传达更舒适美好的生活居住理念,我们把它叫做“LIGHT”悦享社区的概念。LIGHT在英文中的概念很多,第一是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第二是对美好光明的诉求;此外,LIGHT本身还有轻松舒适的概念。我们希望生活在保利置业的业主都能感到轻松、自由、舒适,同时拥有有效的互动连接,让“家”成为真正大家都想回归的地方。
何志森:谢谢高雄总,希望我们以后住到你们设计的这个体系后大家都不离婚,大家都恩恩爱爱。
青山周平是因为“梦想改造家”这个电视节目被很多中国人所认识。疫情之后,你有没有打算回访一下那些你改造过的家?我很好奇那些家会发生怎么样的空间变化?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你心中的家是什么?
青山周平:首先“家”和“房子”是不一样的,房子是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是物理的存在,房子是可以触摸的东西,但是家对我来说不一定是看得见的,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它是存在于各种地方,也可以存在于我们的脑子里面,也可以存在于砖的材质,有可能是有时候出现在一种光线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感觉到一种风的状态的时候,或者是闻到一个特殊的味道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东西。
具体的例子,比如我现在的办公室里面有书架,书架里有一本书,因为我父亲也是建筑师,大概是他年轻的时候二十一二买的一本书,四五十年前的一本书,打开的时候,它会有各种年轻时候写的一些文字、一些笔记在里面。对我来说这个完全是一个家,其实不是房子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家,我和他的记忆是维系和寄托在这个物质的存在里面。有时候我打开,有时候看到它,闻到这个书比较老的味道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他,这个就是“家”。我们有房子不一定是有家,我们没有房子不一定是没有家,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感觉。
我一直的理念是现在年轻人,房子越来越小,这些状态的时候,可能“家”没有办法放在我们的房子里边,家的功能越来越延伸到从房子里面出来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所以城市越来越变成家。城市原来是商业和办公形成的,现在商业是被淘宝取代得基本上越来越没有了。办公方面,疫情让坐班越来越多地被远程办公替代。所以很多公司,大型的商业变少了,变成吃饭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越来越缩小了,很多公司在考虑把原来办公的面积缩小甚至是取消。未来的城市,原来是我们看浦东都是一个办公空间和商业空间形成,这些商业和办公未来是不是越来越消失,其实我觉得城市是越来越需要变成我们家的空间,就是商业和办公越来越被家替代,家不一定是房子,而是说家的这种功能被替代。
“回家”展览开幕当天,青山周平导览其作品《Office Box》:员工们习惯在办公区楼下转角休息和聊天,作品探讨了疫情期间办公空间的多样性
这次我的这个作品也是在疫情的时候,我对住宅、城市,以及办公空间的反思所形成的一个作品,能看到刚才也是高总说到现在的住宅太单一,只是考虑爸爸、妈妈一个孩子的生活,也没有考虑接待客人太多开放的空间,没有考虑太多办公的功能,我们这个盒子也可以放在房子里面的角落,提供一些小型远程办公的功能,同时它也可以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空地、角落的墙面上等各个地方,比如上海可以放100个、200个这样的盒子,普通的高楼,普通的办公楼被这种小型的临时办公替代,我们没有必要每天去高楼大厦上班,这也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盒子也可以放在传统的办公室里面,可以解决一些简单的视频会议功能。所以这次的作品,一个是疫情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另外是我一直思考的家和城市,未来的城市应该是需要与“家”的空间和理念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何志森:谢谢青山。疫情爆发后,日本也是一个重灾区,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北京隔离,回不去日本,那你想家吗?
青山周平:其实我也是有点儿像志森一样的感觉,我对家的理解更多样,我希望探索新时代家庭的样子。我们脑子里面出现的“家”就是爸爸妈妈一个孩子,爸爸妈妈两个孩子,就是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形成的主题,但是过去的时代它是更多样的,爸爸、妈妈、奶奶、爷爷、亲戚姐妹,更多样,这几十年变成爸爸妈妈一个孩子,现在大城市里面已经变成一个人的家庭为主的城市,比如东京50%以下,1/2以上的家庭是一个人的家庭,已经是这样了,我们想象中的爸爸妈妈两个孩子哆啦A梦那样的家庭已经是没有了,或者是10%以下,很少很少的一部分。50%以上是一个人的家庭,这个其实也是家庭,虽然没有通过婚姻关系,没有通过血缘关系,他是一个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家庭。现在出现的是各种各样新的多样的家庭,我作为建筑师是希望探索适合他们的一种空间,适合他们的城市,因为之前的城市、之前的房子都是为了爸爸妈妈一个孩子,爸爸妈妈两个孩子做,这个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探索的是这种家庭的城市和住宅,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何志森:谢谢青山。我总觉得建筑师都很随遇而安。在疫情期间,我在朋友圈最早知道感染新冠的朋友是万谦老师。作为一名新冠的痊愈者,你现在对家的定义是什么?
万谦:其实我的很多故事在微博里面已经发了,从1月28号开始我的微博关于当时我感染以后,1月28号我开始发微博的时候心里比较清楚从最危险的时候过来了。我的确诊是在24号确诊,但是23号晚上至24号凌晨12点钟的只有大体上已经知道我们全家做好了确诊的准备。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发出警告,当时公众开始知道疫情。到1月23号武汉开始封城,中途所经历的,我们当时看到背后,三天之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厉害的是医疗梯队。疫情这个疾病本身从现在的资料来看,这个疾病远远SARS那么可怕,它的杀伤力真没有SARS那么大,但是它所造成的恐慌,在1月23号开始,武汉当时造成的恐慌,大量不明真相的人群涌进医院,引发的交叉感染。很多老人在那里通宵排队求就诊,一床难求,这个才是当时导致疫情最可怕的一点。
23号我们全家得知这一个消息,23号封城上午,我岳母当时有点儿发烧,我们两家在一起,楼上楼下住在一起。这个时候岳母那天有点儿发烧说有点儿不舒服,那天上午我去买菜。那时候学校放寒假,我跟女儿都已经放假在家里边,岳父、岳母在家,只有妻子每天上班,结果23号这一天岳母当时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妻子在武汉最好的医院的检验科,他们的检验科当时要负责一大片的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的质量,所以他们检验科内部规定检验科及其密切接触的家属如果出现发烧症状马上核查核酸,保证检验人员不能带病上岗,这是第一个要求。当时因为这重关系,我们才在当时核酸一剂难求的情况底下,我们全家进行了一个核酸检测,就是23号。
23号晚上,因为核酸检测要6个小时才能出结果。晚上我太太当时告诉我说,你先去查一个血常规,一看血常规,20分钟出来,看血常规的结果说你估计是中招了,当时一看我的肌细胞掉的很厉害,我当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发烧、咳嗽等等一概没有,就是血常规首先出现了异常,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报告出来了,核酸检验阳性,基本上阳性就是确诊了。我们全家当时除了我岳父,我岳父80岁,坚决不肯去医院,坚决不肯做和核酸检测以外,当时全家4个人确诊。事后我岳父在最后的复盘进行检测的时候发现他也中招了,因为身上产生了抗体。但是从头到尾,我岳父跟我女儿没有任何症状。他们既没有发烧也没有感染,肺部也没有什么阴影,一概没有。典型的无症状感染,我跟我的岳母属于轻症,我们有过发烧经历,肺部有过阴影,但是很快痊愈。妻子稍微重一点点算普通症,因为她是医院内部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差不多三个星期,出院以后又在医院里隔离了两个星期,当时我们全家进入到隔离的状态。于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家”的一个情况,一个家会不会变得支离破碎?
今天志森把我安排在第一单元“家宅”的时候,我挺感兴趣的是第三单元跟城市的关系,家宅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建筑学报》做了一期笔谈,我当时谈的就是方舱医院的问题,我们全家确诊以后怎么办?第一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方舱,肯定要跟高总保利这边的产品和户型有关系。我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作品24号摆在3号楼的楼梯间里头,名字叫《梦中的魁地奇》,根据我在疫情做的一个梦产生的一个灵感。本身魁地奇、楼梯间大家想一想,应该理解哈利波特小巫师他的那个宅子。小巫师在凡间的时候,他不去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时候,一开始跟姨妈住在一起,就住在一个小楼梯间里头住宅。对于居住的情况他有没有家人?他真正的家人是谁?他和谁住在一起?这个可能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一系列的问题“家”是什么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
大家可以看看当中我摆的白颜色乐高做的盒子是让我女儿做的,模仿我们家,也是我跟她在30多天的时间里边隔离,后来我们去隔离酒店,去了两个酒店隔离,先去了一个发热隔离酒店隔离,又去愈后的隔离酒店隔离,我们在酒店里面隔离了28天,加上在家里面当时只有我跟女儿在家里头,我们两个人在隔离的状态底下,这是乐高那一套体系当中反映出来的,我们家里的情况。我们家的情况,本来我们家是一个酒店式公寓,小户型的,30几个平方的酒店式公寓。一个走道,入户走道兼厨房,一个小卫生间,一个大通间,有很多邻居隔成两室一厅或者是一室一厅这些,我没有做任何隔断。基本上用帘幕来做隔断,基本上看到酒店的标间、套间什么样子,我们家就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家有一张9平米的大床,兼作底下储藏空间。
万谦与女儿共同搭建的作品《梦中的魁地奇》:作品源自万谦疫情做的一个梦产生的灵感,魁地奇和楼梯下的空间可理解为哈利波特与他的宅子,引出对“家”的思考。观众可使用参展人特意留下的素材进行搭建
我的女儿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尽管我们不断地转换地点,转换隔离地点,其实我们有一点是:家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当时有一点是岳父、岳母加上我们一家三口,妻子是因为到了1月29号的时候,当时复查,发现她肺上的阴影有加重的迹象,她本身又是医院的员工,所以她就直接住院了,从一床难求的情况底下医院挤了一张床起来,她进了医院。吸氧等等这些有更好的条件,当然尽量不要上呼吸机,尤其是不要做有创的呼吸机。这一点得益于大量的医疗知识或者是医疗信息资源,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家最幸运的一点可能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家的医疗信息资源是第一流的。我妻子本科学医、硕士学药、博士学制药,后来搞检验,又去了武汉最好的医院的检验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加上我自己的很多中学同学里面有好多学生医的在武汉这边,有最好的ICU主任医师,有我们那边医师学会的会长都是我的中学同学,当时第一时间里可以得到很多有关治疗的信息,有关疫情的信息在1月20号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在医生圈子里有一点点传言,但是20号以后各种治疗信息大量出现。我们家当时在筛选信息方面会比很多普通家庭有极大的优势。所以我们今天赞叹的,医疗体制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等,信息严重不对称。大量的人不知道病了该怎么办。我在微博当中有一个词“做好一个病人”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
回到“家宅”,我当时疫情之后给南方科技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叫做“窗外的风景”。在我们家,我住的宅子虽然小,现在那个房子虽然很小,但是120度的长江江景,大家如果关注我的微博,我三天两头可能会发一下我们家看出去的风景照,确实叫“无敌江景”。
隔离期间我们去的第一个酒店,从那个酒店的窗户可以看到我们家的那栋楼,等到第二个隔离的酒店,我看到的是一个墙,窗户外面看到一堵墙,可以看到酒店的一个模式,但是女儿她的反应不一样,女儿觉得这样一个酒店好,有网络,有wife,里面的电视很棒,她更喜欢这样一个酒店。第一个酒店看不到家,对她来说现在可能真是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一个时候。
我们再看看这样的一个“家”和“宅”。刚才高总也是讲到户型、居住的关系,青山做的大量改造的改造。家庭功能本身,当时我们家最后住到这么小的一个宅子来,不是因为我在武汉,我其实还有其它的几个房子放了大量的书,我们今天其实讲到的作为书房作为工作室,作为这样的空间,实际上跟家人一起居住的空间,至少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它是被高度分离了,现在这组空间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可能在一个城市当中,因为我们夫妻俩上班的地点相距很远,武汉城市确实非常大,我基本上为求妻子上班方便,在一个她走到科室只要10分钟的一个地方我们有一套房子;我们在另外一个我的工作室。今天早上可能是7点钟出门,带着我女儿7点钟出门到学校可能7点30,早上不堵车,开车7点半到了学校,送女儿去上学,如果我有课我就去上课,如果我没有课我就回到在华科那边的宿舍兼我的工作室,可能有时候可以睡个回笼觉,再做我这样的一个阅读、工作等等相关的事情。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居住方式,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当然如果说社交有关的事情也会到家庭里面来,这个时候发现家庭社交又集中在了我所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老城区,是武昌的老城。我们是新楼但是在老城,老城里面确实非常方便。
今天大家有感受的,如果在老城当中钱会比在新城当中禁花得多,在老城里面一块钱两块钱真的是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这次我的展览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我们自己家的“家宅”:乐高做的东西要选择相应的颗粒,不同的套件、散件等等这些配下来,乐高盒子成本超过1000块,真正大家在那个作品当中看到最多最大量的东西成本不到200块,因为那个是我们楼下十元店、两元店里可以买到。中国现在绝大多数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是这种10块钱的玩具,同样的这样一批,我女儿日常玩的这种乐高,她现在接触到平民的玩具,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构成了真正城市的现实。所以家和宅,我当时在疫情期间,我们第一时间就自我隔离了,当时我在微博里介绍了自我隔离的经历,但是自我隔离跟社会化的管理,小方舱,我自己当时做的小方舱跟后来王成院士提出来的大方舱隔离区,这种方法至少对中国而言、对中国的现实而言大方舱远比小方舱有效。小方舱是一种奢侈品,我当时发现在日本小方舱的这种方式实用性更有价值。所以在疫情期间,当时也有好几家日本媒体在问我们关于这样自我隔离的小方舱的一些经验,其实我认为整个常规的从垃圾分类,垃圾的处理和消毒,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在家隔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垃圾、一个是下水。其实当时小方舱隔离,大方舱、小方舱隔离最核心在于什么地方?这个疾病本身,我们看到在体育场的大空间当中病毒其实能够长期存在的机会并不大,如果是大空间,病毒本身很快就会消亡,失去传染性,但是在密闭空间当中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持续的活性或者是传染性,这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建筑学问题,如果要跟现代医学、跟传染病学领域要有更紧密的联系以后,建筑学,我自己有时候也在反思,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过多的自娱自乐的倾向?我们过多的在自我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探寻很多问题,而忽视了今天整个世界其它学科等领域的发展对我们的一个影响。这是我想的另外一个话题。
我刚才所做的一个儿童构造玩具,我们可以看到10元店里边买的,如果在淘宝上面买可能8块钱一片,不包邮费。十元店里我买了几十片这样的东西,零件拆下来,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把原来的版构成了一个体块。其实窗外的风景,我在今天这个作品做完以后发布的一条微博当中可以看到从窗口,从我们的这个窗口,由乐高想到我们时代人自身所看到的窗口会是什么?今天看到的包括城市,城市当中真的还是自然的,还是一种被人工化改造以后的一个结果?
同样的,我们在做完这些东西以后,那些拆下来的构件有没有可能,本来我想给大家设计一个小的互动游戏,那些拆下来的构件,我倒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些零件自己想办法组装起来,除了本身的插件以外,旁边还放了两管胶,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组装一下,摆到跟我原来摆在那里的那堆盒子放在一起,看看能不能产生一些什么有趣的效果,还有石头和一些东西,我相信人人都是艺术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城市,我们对于建筑,我们的很多思考,这些年,我们往往是当谁有权力的时候,背后的这种权力意志,对我们所做的这种城市建筑等等这些形象的一个重塑。
如果是一个开放体系,如果人人都有权力去改造它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子?家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超过一切,当然背后有很多潜在的规则。
我们所说的“回家”。真的把那些构件,我们积木所摆的构件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被人工改造过的一系列的主动性。
回归自然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可能是刘悦来老师要讨论的问题了。我大概先说这些。
何志森:万谦老师曾经说过“有女儿的地方就是家”。他这次的参展作品就是他和他女儿一起完成的。
最后一位是建筑师李甫。认识李甫是在2017年的深双,他做了一个可以拼贴的单车桌。在“回家”展览里,李甫老师专门做了一个升级版本,让桌面的材质和功用更为多样化,加强了单车桌和观众之间的互动与参与。你好像说过你很难找到这件作品和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李甫:你肯定是听错了。因为我觉得单车桌虽然不是整个我的想法和idea,但和我们平常做建筑的观念是蛮有延续性的,这个机会特别好,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单车桌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这次给我们机会继续延续下来,我们有一个愿望:越是2020年这么悲惨、悲摧的一年,我们越要给自己找乐,自得其乐、苦中作乐也好,如果没有这种乐趣,甭管是建筑还是什么玩艺儿都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做建筑、做单车桌也好,这件事情的本质叫做及时行乐。
咱们从2月份、3月份到现在终于可以放开开这么一个party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社交有多么的重要。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不是说你有多大的一个房子这个事就完事了,我们需要到街上去,见到人聊天。虽然说我有淘宝、拼多多、外卖,我们想买啥买啥的,还是需要逛街,人还是需要社交,大家需要聚在一起。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单车桌贯穿了我们一贯的想法,我们得把这个事情搞的有意思一点、好玩一点。因此,在这个点上,我认为我们看宅在家里的状态和创造一个好玩的街道的状态是一样的,都是你得自己找机会给自己找乐。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期间,我当然自己也给自己找很多乐,我相信以后,不光是中国,大家家庭进行一种隔离,城市之间进行隔离,省份之间的隔离,国家之间的隔离,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一种球桌类的方式,以前我们都是这种狂飙突进,多巴胺爆棚的消费主义的方式,现在我们还是需要给自己找一个乐趣,需要低多巴胺的方式从自己的内心,从自己的家庭,从自己的小朋友一起玩儿,来获得这种乐趣。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跟你爸,我爸的脾气也是特别暴躁的,但是我觉得也许可能……有一个好玩的东西能够缓解这种问题,而且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在这么苦闷的状态下获得一定的救赎。所以我觉得疫情对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社会发展模式当头的棒喝,但是这种棒喝肯定是一种疼痛,同时给咱们一个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点儿其它的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会继续地长个儿。我跟志森也在聊是不是单车桌可以再延续下去,搞一个更好玩的事情出来,我们先做一个预告,但是不要说的太透了,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何志森:谢谢李甫老师,我不仅跟我父亲,我跟我所有的家人都保持观念和价值观上的冲突。客家人的男权和等级观念比较重,而我的性格比较离经叛道,不合时宜,我也不想改变他们。对我来说,如果“家”最后会剩一件东西那一定是“包容”。
刚才李甫说社会交往很重要,今天的导览是我近几年来最尴尬的一次。无论你怎么叫喊,上楼听我导览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后面跟的都是我们美术馆的同事,大家都在楼下忙着交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疫情大家都憋坏了,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了。所以公共生活在今天看来是有多么的宝贵。
这一单元就结束了,谢谢各位老师。
上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