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0年7月18日下午2时30分，由扉美术馆、绿色之春、BENSHOP、自雇自足和现代传播联合主办的“回家”展览在上海建国中路10号誌屋及8号桥创意园区开幕，开幕当天举办了学术沙龙：以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全球疫情为背景，透过家宅、社区和城市三个不同的尺度来探讨未来的家以及何谓家。

第二单元探讨了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关联，回归彼此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家园。本文为研讨会第二单元的文字实录，内容均经嘉宾校对。

陈吉：谢谢主持人，保利置业的母公司是中国保利集团，中国保利集团是国资委监管的大型中央企业，拥有非常多的产业，涉及国际贸易、地产开发、轻工业务、工艺业务、文化业务、民爆业务、丝绸业务、通信业务、金融业务等九大业务领域，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国内100多个城市，中国保利集团已连续6年登上世界500强榜单，今年排名191位。

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国保利集团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剧院院线，目前国内共有60多家剧院，比如北京保利剧院、上海保利剧院、深圳保利剧院等等。此外，中国保利集团的艺术品经营与拍卖业务稳居行业领先地位。艺术品汇集近现代、当代画坛名作，例如张大千、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作品；尤其是2000年，保利艺术博物馆在香港抢救保护即将再次流失的三件圆明园兽首：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2003年，经过中国保利集团及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港澳著名实业家何鸿燊博士将猪首铜像无偿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中国保利集团为保护祖国珍贵文物，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作出重要贡献。

在地产开发方面，中国保利集团的地产业务在央企中名列前茅。保利置业是中国保利集团的境外上市房企，我们的主要业务分为四大板块：境内外高端房地产开发、城市综合体投资运营、品质物业管理、综合金融服务。多年来，随着经营业绩的增长和全球化战略的不断迈进，保利置业先后被纳入“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恒生中国国有企业指数”“恒生大中型股价值50指数”和“恒生大中型股价值偏向指数”，2014年入选沪港通首批交易名单，并获取香港证监会1号、4号和9号金融牌照，成为香港资本市场实业红筹股中产融结合、跨境运作的领军企业。保利置业已10次入选《财富》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今年入选《福布斯》世界企业2000强。

保利置业多年来坚持“专注文化地产”理念，业务遍及境内外近30个城市。先后建设多个城市地标建筑，如北京新保利大厦、上海保利广场、上海证券大厦、上海保利剧院、上海海洋水族馆、广州中信办公楼、武汉保利广场H形大楼等等，先后获得“鲁班奖”、“白玉兰奖”等多项行业殊荣。

在精品住宅开发方面，保利置业在境内外开发别墅、住宅、公寓项目共200多个，已帮助超过60万中国家庭、200万中国人实现安居梦想。同时，我们还十分重视社区文化氛围的营造。例如下属区域公司尝试通过国画社、古琴社和书法社等多种形式，加强居民社区文化建设。保利社区中类似的文化活动还有很多，并已成为社区特色文化之一，让业主体会到幸福感和归属感，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希望大家在保利的社区里，能够生活的更舒适、更安心、更美好。

关鸣：在疫情期间，我想知道保利置业做了哪些实际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

陈吉：我们在企业宣传方面一直比较低调，虽然经常接到各种活动的邀请，但是作为中央企业，我们更希望为社会公益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年3月份，我们接到Jason老师和米笑老师的邀请，双方一拍即合。面对疫情，我们正在广泛征集用户意见，希望在未来住宅研发方面作出前瞻性的指引，而回家展览适逢其时，于是我们非常荣幸地成为展览的行业合作机构。

保利置业陈吉在“回家”开幕式上致辞

在全国人民英勇抗击疫情的战争中，中国保利集团发扬“保国利民、奉献社会”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持战“疫”行动。向湖北捐赠现金2000万元，医用防护服9000套，口罩数万个，蔬菜300吨；向武汉市政府捐赠3600万元的生活物资，用于支援“方舱医院”建设；在武汉疫情最关键的阶段，紧急从国外采购16台ECMO （体外膜肺氧合机），挽救危重病患的宝贵生命；统筹各公司发布招聘职位2000个，为受疫情影响的农民工、退伍军人、应届生等群体开通绿色通道，履行稳岗就业的央企责任。

战疫期间，保利置业也承担多项光荣使命：旗下保利微芯加快核心芯片生产速度，全力满足核酸检测试剂盒市场需求，获得国家药监局应急审批批准；旗下武汉保利大酒店，从酒店客房连夜拆除100多套床具，全力驰援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建设，并承接了武昌方舱医院防疫指挥部进驻办公，助力党委、政府抵进前沿指挥；更难忘的是，武汉保利大酒店全力迎接173位内蒙古援汉医疗队最美逆行者的入住，为白衣天使们提供贴心服务；此外，全国的保利物业人，疫情期间24小时在岗，做好社区、商办、公共服务全业态的防疫工作，为广大业户筑起疫情“防护墙” ，受到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硬核点赞。

作为责任央企，保利一直秉持国匠初心，坚守高度责任担当和攻坚克难的决心，在国家和社会有需要的时候，责无旁贷贡献应有的力量。

关鸣：谢谢陈吉总。第二个问题想问陈雄先生，他也是我们几个策展人的好朋友，他在建筑界也是赫赫有名。

我们很感谢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陈雄先生对这次回家展览的大力支持。陈总今天早上特意从广州飞过来参加今天的开幕式和研讨会。我想问的问题是广东省院作品以公建为主，当然你们也做住宅，在“回家”方面，听您聊聊更大一点的尺度聊聊社区方面您的观点？

陈雄：首先谢谢关鸣、谢谢主办方，我刚刚在开幕式上有一些感触，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陈雄在“回家”开幕式上致辞

大家都是前几个月居家为主的状态，刚才志森说到又回到了一个交往的状态，所以我们坐飞机来交往。

另外是刚才我也全程跟着志森去看各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些都是一种体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体验、交往的作用在里头，也是对于“家”的思考，设计院作为设计本身的一个行业来讲是技术服务型的一个角色，很多时候源头在于对社会各层级，方方面面一些需求的肯定和落实。其实这一次疫情，大家可能都说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方方面面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也许我们要做一些新的准备，因此我们在广东省的勘察设计协会就做了一个课题叫“后疫情时代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做反思及思考设计策略。这里面聚集了广东很多主要的设计机构参与这个主题这么一个题目。思考作为疫情之后各种类型的建筑，应该怎么去做，包括各个专业有哪些方式，我们有哪些对策，大概是在做这些工作。

从今天回到第二单元主题来讲“社区”。

刚才说的“居家”，“家”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一个单元，最诗意的单元，出了这个家之外，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小区，我们的街道等等这些是我们社区的一个部分，乃至于从家一直到公共区域的空间，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作为设计机构、作为建筑师这些地方是我们长期以来特别是疫情之前我们都想加强邻里间的公共交往。

什么叫社区？我理解就是有联系、有互动才叫社区。如果不是，仅仅是一些陌生人住在一起，没有产生一个集聚的效应。社区活力也得益于这些。我也很希望社区真的能够在疫情或者是疫情之后回归到它应有的活力。我们建筑师才有价值去创造这些空间的场景、场所给到大家去交流、交往，才能形成更多公共的生活形态。要不然虽然在家里面，我们通过网络可以联系外面的世界，但是那种还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的交往。因此，我期待或者是我希望我们同行在一起继续为创造这样一个社区生活场景、生活环境一起尽力。谢谢！

关鸣：感谢陈雄先生。剧透一下，我们策展团队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回家展调查问卷”，收回来很多反馈。我们希望与保利置业、设计院等一起要做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图书，关于“对未来家”的好多思考，包括线上跟线下会收集很多不同的信息分析和梳理。我们这本书对行业有所启发。

刘悦来老师，刚才我们也跟他去看了他的作品，您的作品就停在一个停车位上，我觉得很有意思。请您浓缩地讲一讲这个idea怎么来的？

刘悦来：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志森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本来在大学教景观设计，我们每年有一个“共治的景观”设计工作坊都会请志森来上海，但是今年因为疫情很遗憾地暂停了。

这次的展览是因为我们在上海做了很多“社区花园”，社区花园是跟一般的城市绿地或城市公园有一些不同。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大部分绿地都是由政府或者是开发商建的，后来是由物业公司或者专业的园林公司来管理。这些绿地基本上跟居民没有什么关系，而在乡下的社区中，我们地里要种一些植物很多是可以吃的。

回到社区这个话题而言，我认为社区就是家园，往往是有家、有了房子，但是没有“园”。因为“园”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家可以装修、可以改变，可以调用，但是“园”是没有机会的，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或者突破点就是要让大家有机会参与到无论是社区的绿地还是公共绿地中，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和权力去参与，尤其是当公共空间被管理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挺身而出，为我们的孩子和家人出一份力。这次参展的作品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原来做了将近100个“花园”，大部分是公共绿地，很多参与者是因为有某种对于园艺的爱好或者是对孩子公共活动的一种需求聚在一起，真正跟园区，跟最近的近邻关系并没有什么突破。这次疫情大家都呆在家里会特别感觉到我会非常关心我对面的邻居到底是谁，他有一次从武汉回来，或者是他的小孩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会非常关注。万谦老师刚才讲的就是邻居也会担心，因为居家，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不到医院去，你呆在家里会不会影响社区，其实很多城市他们不太相信你会这么自律，你会严格地遵守。很多人是因为大家不相信而呈现某种失望各种担心和各种焦虑。

我们策划了一个活动叫“Seeding”，希望通过种子作为媒介传递一些有情感、有温度的方式，使我们从家门口大最近的邻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刚刚有老师包括诸大建教授提的“社区微基建”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棒，可能这个概念会导致原来的社区服务设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seeding这个行为或者是我们倡导的种子接力站这样的方式，它可能会突破到最后1米，就是敲开你的门，或者是因为你受到这个感染会把你家里的东西拿出来跟对门的邻居建立一种关联，一个装置，是一个未引爆或者是触媒的点，它是一个催化剂。因为这次的展览，我们也特别受到了启发，种子接力站做了很多各种自然的版本，今天这个版本是比较豪华的一个版本，因为得到了志森和保利的经费，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做这么一个豪华版种子接力站，我们在座的小伙伴是一个联合创作，我们是一个团队，有研究者，有在职设计师，也有社区工作人员。其实社区里的很多空间都蛮消极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抓手，一个种子接力站，这也是一种宣誓，大家可以在这边浇水，可以产生种子，一粒一粒种子会慢慢生根发芽，带回家种了以后有可能会分盆，分盆可以分给邻居，也可以种到楼下去。Seeding行为当中产生了很多特别有趣的事情，因为大家互相交换了种子，楼道里大家建立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微信群，大家关心这个花、这个种子，把老旧社区的活力关联度都建立起来了。所以今天我看到这样一个移动的种子接力站是希望传递，有一个社区已经来预约了，我们有100个社区花园，希望有更多的加入进来，希望有保利和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能够在自己的楼宇，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创新的观点或者是有一些实践，大家能够融合起来，协同起来，把这种封闭、压抑的焦虑感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因为自然是美好的，花开之后也一定是美好的，所以大家不会拒绝。

《种子接力站》：由来自上海、广州、武汉的7位青年设计师共同参与的空间装置，作品最终放在了社区停车场

关鸣：谢谢。我知道一般社区，刚才悦来老师讲的是通过种子这件事情让大家联系起来，建立微信群，大家共同关注这件事情。大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老楼加建电梯的时候，大家会加这种微信群。现在把话筒给于海教授。

我想再多读一段，于海教授除了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之外，还是复旦大学北欧中心研究员、上海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上海东方讲坛的讲师等，他的学术方向是西方社会思想史、城市社会学等，这些引起我特别大的好奇，正好我们这边讲到这个话题，展览就是讲到回家，第二单元讲到社区。从您的角度去聊一聊您的看法，会特别精彩，谢谢！

于海：首先感谢何志森先生，你是过于大胆了。疫情以来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聚会，这在美国都是绝对禁止的。我是觉得实际上也是一种渴求或者是一种呼喊。最近学者已经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大家问“如果解禁你最想做什么？”实际上大家最渴望的还是社会交往。因为全世界现在做的事情是社交隔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全球的隔离。

今天的信息是200个国家，190多个国家都有疫情。而且是一波一波的，第一波在亚洲，第二波到了欧洲，第三波到了北美，现在第四波到了南美和非洲。全球没有一个地方幸免，实际上是逃不可逃，本来美国是安全的，现在在美国的认为中国是安全的，但是又回来了。所以“回家”的主题我本身也充满着怀疑，因为你拍的照片都是我“在家”，不是“回家”。有少数的回家，但无论如何是紧扣“家”的主题。但是光“家”不够，宅在家里，现在人们最渴望的赶快出去见人，面对面，face  to  face，要呼吸到何志森身上的那个气场、汗味。这就是人类对于社会交往的需要。当见面非常平常的时候，大家不认为是一回事。这次疫情把很多重要的东西变得不重要，原来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变得特别重要——健康、社交、人跟人、家人的亲情，同事之间的信任。

回到主题，你说你要控制时间。我要马上回到你这个“社区”主题。

保利置业的陈吉刚刚说得非常好，就是说如果整个社区里面只是居住，那不是社区。事实上保利集团和其它的很多的地产，包括还有支文军老师、戴春老师，如果是做建筑师的话，你们也参与了把家、社区变成“睡城”的这样一个贡献，同济大部分老师都参与了摧毁家，尤其是摧毁社区的工作，这是我对同济的批评。

为什么会突出一个问题，即社区是必要的？社区变得非常重要，面对面的互动没有办法被替代。

举三种人为例：

第一种人，老人。现在全世界养老的口号叫“Aging-in-Place”，“place”是指什么呢？地方，更是指family、community。三个概念中两个概念被你占了，你也是非常的雄心勃勃了。老人的养老不等于只是给他提供一条龙的服务，非常完善的物质条件，包括医疗。你着眼的只是身体。老人需要什么？老人需要在家、在社区、在城市生活，因为在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年龄的人，有全周期的生命、有全周期的社会生活和全周期的城市生活，他是在生活。如果是养老机构，他就是等死，再好的物质条件也是等死，有谁愿意等死？现在大家在做的养老方向是Aging-in-Community、Aging-in-City。老人的生活不光是要安全的、要便利的，还要有生命活力的。今天我估计我的年龄在这儿最大了，所以我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养老计划就知道社区绝对不可少，这是一点。

学术沙龙嘉宾（左起）：刘悦来、于海

第二，大家讲到孩子，今天孩子是在疫情期间憋的最厉害。WTO有一个研究说被疫情困在家里的孩子已经出现了抑郁症，包括儿童的自杀，现在没有确切的数据，是看到了这个倾向。关于这一点你们都知道的简·雅各布斯，她那本书讲的非常好的是街区要有社会生活，这是对于孩子的同化、成长、社会化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孩子光在家里面养人格一定是会出问题，心理会出问题，必须要有玩的地方。而且孩子玩的地方不需要专门做一个什么玩的地方，就是丰富多彩的街道、街区，就是玩伴儿，我从小就是玩伴玩大的，心理很正常，直到现在心理还是正常的。从儿童的角度需要社区，需要有社会生活的街区，有社会生活的街道，有社会生活的社区。孩子只跟父母在一起，父母容易成为暴君，有学历的父母对孩子也是把自己的这套东西强加给孩子。所以需要有儿童自己的生活，需要有儿童的社区。

第三是常人，这次封锁带来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一下子回到了霍布斯状态，什么是“霍布斯状态”？就是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都是敌对的、怀疑的，是警戒的，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人最危险的动物是谁？志森，你说是谁？人也是动物。对人最危险的动物是谁？（何志森说，是人！）绝对是！对人最危险的是人，这可不是我说的，德国的历史学家埃利亚斯写的《文明的进程》，他讲人怎么走出人对人最狠的状态，讲到了西方文明的进程，所以大家看到社区的重要性在这次疫情期间是空前的突出了。当时武汉所发生的事情，整个是原来有的社会联系一下子全部崩断，全部要靠政府。大家知道靠政府够吗？完全不够。政府一刀切，有很多孤寡老人，很多的情况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个时候就看到没有社区联系了，人回到孤立状态以后就发现才知道没有社会联系和没有社区的可怕，才知道社区的重要。

最后接着刚才悦来老师所讲的那个情况。悦来老师做了一件事他刚才没有讲，他做的事情我总是要做点儿发挥，不管我这发挥是不是符合他的初心。

实际上悦来老师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面对的公共空间全部封闭了，社会隔离就是公共空间封闭、公园封闭、广场封闭，剧院封闭，都不能去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当所有的空间、公共空间都不可及时，支老师，这是你的《现代建筑》的话题吧。你这个现代建筑话题里面只讲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划分，没有讲当失去了人和人联系的公共空间，如这次疫情里面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实际上已经死掉了的情况，人会怎么样？当公共空间死掉了以后，人也就变成霍布斯所说的孤立状态，丛林状态下的每个个人，对周围的人都充满了猜忌，没有办法建立信任关系。所以原来各种各样的“缘”所接起来的社会联系也都中断了。比如说趣缘、业缘等，业缘也是我们跟自己同事之间的联系，怎么样？也变得非常稀少。刘悦来老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刘老师做的一件事情是当公共空间全部失去活力的时候，他要通过一个没有空间接触的社会联系来重建社会联系。是一个有社会联系的无接触。

什么叫“无接触”呢？人不再面对面接触了，但是人虽然孤立走到了种子站，这个种子站本身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原来有刘老师的团队建立起来的社区活动在这个空间里面沉淀下了社会信任，因为信任。在这个空间无接触的社会联系帮助下重新建立了新的社会联系。这一点刘悦来老师可以申请学术专利，这是他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疫情时代我们原来的社会接触的频率、包括距离，今天会场上这个距离已经基本上处于危险距离了。所以我说志森你是非常大胆，这也符合你的性格，虽然你非常腼腆，但是做起事情来，我从来知道是非常的大胆。

我的意思是在后疫情时代有一些东西会改变，比如在线的教育会大大流行，但是我们认为健康更重要，社会交往更重要，社会交往可能会加上疫情给予我们的教训，原来完全零距离的人贴人的情况会改变，刘老师他们所发明的无接触的社会联系，同样在用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我怎么会信任？因为社区活动所建立的信任资源。

关鸣：谢谢于老师。我很想邀请支文军老师聊几句。

支文军：今天确实很高兴参加这么长时间以来比较特别的聚会，都在探讨疫情现实之下对我们的一种反思。于老师从社会的角度关注空间，他关注社会、关注人、关注相互的交往，我们搞建筑的很多关注的是物质性的这些建设。这一块实际上我们是有所思考。像刘老师做的社区建设，实际上室内建筑很早做社区营造，社区建设是城市慢慢发展，特别是像上海这样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应该是从高楼大厦，从基础设施走向社区的建设。所以这一次应该是一个方向，非常赞赏于老师对我们很有启发的发言，非常谢谢！

支文军现场回应

关鸣：谢谢支文军老师！

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戴春老师在上海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letstalk”，我想听听戴春老师的想法，也谢谢你来参加展览，给回家展捧场，请您讲几句。

戴春：我们领导讲完我讲就比较有压力。我先讲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我的身份是建筑专业媒体编辑，我们《时代建筑》杂志有关注疫情相关话题，今年第二期的“时事点评”专栏就开始探讨相关问题；第三期我们有一个相关议题的小专题，其中张宇星的文章讨论疫情后可能出现的“终端化生存状态”，疫情之后我们跟别人的联系更加互联网化，所有的活动都可以在一个空间里完成，它会让人的生活变成另外一种状态。疫情下，我们的城市在一定维度下是降维的，如果恢复之后还是要升维，城市怎么升维，如何应对未来的发展？值得持续讨论。

另一方面，我还和朋友一起组织勒拓论坛（LeTalwork,即Let's Talk）的研讨活动。以前这个论坛都是线下的活动，疫情来了之后，大家都非常有欲望在网上交流，于是我们在网上组织云论坛。从疫情开始之后到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场活动，我们发现不管是我们的学者，还是实践者都有分享的欲望。互联网技术水平能支持这样的活动，无论是ZOOM和腾讯会议都很给力。虽然腾讯会议的人数限制为300人，利用直播平台，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论坛第一季演讲是“新冠疫情下的城乡建设反思”，这里面要提一下的是刘老师那一场，非常多的人想探讨，还发现武汉的一个老师，他真的实践刘老师种子（seeding）计划，激发了更多的互动与更多人的参与，这样的探讨会蔓延下去，是病毒式的传播，让这种社会实践持续下去。还有一个“CAN计划”，也是关于社区营造的，也引发更多人的参与。

还有一个我们论坛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针对疫情之后未来会怎么样发展的议题？如脉策数据对于复工大数据监测的实践与探讨，以前我们常常提智慧城市，实际上智慧城市在我们对话的界面，面向大叔大妈应用的界面是没有设计的，后来他们真的是去做方便街道工作中数据采集界面的设计，更方便地获取公共管理需要的数据，这样是能够促进城市升维的。

这一次《时代建筑》关于疫情视角的小专题里边吴志强院士的文章是关于“城市的韧性空间设计”；勒拓论坛中清华龙瀛老师的“颠覆性的技术”，以及各种前沿技术的探索与讨论，如阿里城市实验室，MIT Media Lab城市研究组，以及哈佛城市组等等的讲座，都涉及到疫情之后我们的城市会是一个怎样交流的状态，以及未来数字化生存的状态。

戴春现场回应

所以我觉得“回家”展很好，虽然特殊时期，我们回到家里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同在一个网络空间中互动和交流。谢谢大家！

关鸣：谢谢我的四位超级嘉宾的精彩分享，第三单元的研讨会就转给李院长了，再次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