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展览 · 开幕学术沙龙 —
「未来的家」研讨会
第三单元：城市
主持人：李翔宁
嘉宾：梁永安 令狐磊 王辉 张斌 庄慎
（按姓名拼音排序）
导语：2020年7月18日下午2时30分，由扉美术馆、绿色之春、BENSHOP、自雇自足和现代传播联合主办的“回家”展览在上海建国中路10号誌屋及8号桥创意园区开幕，开幕当天举办了学术沙龙：以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全球疫情为背景，透过家宅、社区和城市三个不同的尺度来探讨未来的家以及何谓家。
在第三个单元里，嘉宾在更广阔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家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就此探讨了家的边界，以及家与个体、城市及世界之间的关系。本文为研讨会第三单元的文字实录，内容均经嘉宾校对。
李翔宁：第三个单元准备开始，首先介绍各位来宾。我们这组一共有5位嘉宾，分别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研究文学的学者梁永安教授；接下来两位是上海的建筑师，大家都非常熟悉：张斌老师、庄慎老师；曾任现代传播集团旗下《生活》杂志主编、著名媒体人令狐磊老师。我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的李翔宁。我们这组有建筑师、有研究文学和做传媒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城市”。当然可以和疫情发生关系，也可以不和疫情发生关系，应该说多多少少都会在疫情之后的时代里给我们一些关于城市新的命题和新的思考。每个人虽然从事的领域、研究和关注的问题不太同，但是多多少少都会跟我们今天这个展览的主题发生一个关系，其实就关于我们的生活、城市以及我们生活的一种状态，也和空间有关。当然其他几位，中间三位建筑师是直接处理空间的，梁老师他更多是用文字表达人和空间的关系或者是和城市生活的关系，我自己也看了看梁老师最近在讨论的，做演讲也经常讨论到讲爱情的选择，青年人爱情的选择，我想他会谈的是这个时代的爱情生活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可能疫情又会带来城市当中人对爱情生活不同的体验，您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当然您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谈。梁永安：非常高兴在疫情前所未有的封闭状态下有这么一个机会来交流，特别难得。因为我是搞文学的，文学一般也是属于艺术门类，语言艺术，其实从我的理解上更加是一种时间艺术。这个时间一方面是物理时间，二是无形的生命时间，所谓逝者如斯夫无处不在。生命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决定于你的状态，这里边的核心命题是自由。生命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自由，不自由的原因有多种。比如说有外在的，有内在的，我更重视内在，像很多平面摄影师杜瓦诺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照片，就是《维尔旅馆前的亲吻》：一对年轻人在巴黎最好、最贵的旅馆前面接吻，看着好像挺浪漫的，旁边很多人在走过，实际上他要拍的并不是浪漫，他拍的主要是旁边经过的人，那些人视而不见，各个匆匆忙忙，根本不理他们，这就是一种象征，传达出城市公共空间的特质，人和人的交互性和介入性大大降低了，跟乡村社会比较起来。乡村社会作为血缘社会又是熟人社会，必须有高端的干预性。我们城市基本的要素就是自由。在城市里，人和人之间是一个移动的社会、流动的社会、陌生的社会。从精神上说、心理上说，每个人都有了空前的自主性。但实际上我们国家跟西方城市化过程不一样，工业革命之后是工业化带动了西方的城市化，所以速度很快，1850年的时候英国城市人口达到50%，我们国家在几千年农业社会积淀，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发展很快，2019年城市人口达到63%，在城市的户籍人口大约47%左右。速度发展的太猛了，就会产生问题，我们的身体在城市里面，但是城市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在乡村。这个精神文化的城市化过程是很漫长的，一般要经过几百年才行。我们在城市里面表面是在家里，实际上是寄寓在城市空间里，时间维度上，无形的精神还在乡村里面。它有一个重大的差异，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讲过，城市就是一个容器，是一个传播者，是文化流动的地方。城市的意义在文化之间互相汇聚和聚合产生的创造性。目前我们很多人在文化上和城市的本质是分离的，这造成一个很大的自我矛盾，这个自我矛盾归根结底，是差距社会与差别社会的矛盾。农业社会、封建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是一个差距社会、一元化社会，人和人的地位有差距，他高你低，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就是一场拼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差距社会看上去也有各种区别，但价值观念是一元的，这是思想不自由的根本。现代社会是一个差别社会，不是纵向的，它是横向的，每个人都不和别人比，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原生价值，这样就有一种很大的自信，没有失败者的焦虑，都确信自己的价值。我们现在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杜瓦诺拍的这张《维尔旅馆前的接吻》，心里会焦虑。按照传统来讲，这好像是一张浪漫的照片，但每个人看那个照片都会反思自己，自己身在城市里面，到底有没有实现城市的自由？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是巨大的不均衡，未来30年，中国有一个重大的主题是城市化，还有三亿农民要进城，城市达到75%以上，前面四十年里已经进来了3亿人，进来以后到了陌生的地方，到了上海就是新上海人，把自己原来的东西抛掉，自己把人生变成断裂的两段，变成人力资源，而不是一个主人。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失败的过程。
为什么说失败？因为在城市里面还没有多元的精神空间，都是作为陌生人存在。在这个过程里面，人有一个文化上的缺陷，每个人在差距社会里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人就显得特别单薄，特别尖锐，像一把尖刀一样地去生活，一定要力争上游，谁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大堆竞争性的观念就出来了。实际上这个人变得很窄，表面上很有力量，很雄心壮志，其实是很窄很窄的。真正的人应该是很宽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很丰富的。丰富性不仅是体现在花鸟鱼虫、高山流水等，关键是体现人，人和人之间的丰富多彩的沟通。我在国外的时候，比如在日本，在城市的微观空间里面也有这种情感。他的水果摊，水果挺贵的，一小篮水果就800日元，900日元，至少六七百日元。但有的水果小店会特别摆放几个个小篮子，里面装的水果也不少，大概会有两个将近过期的水果，但是其它还有好几个都是挺新鲜的，这几个水果篮子只要100日元，这就是专门给收入低的人、买不起的人设置的，有钱的人自觉地不买。这就特别好。城市里面，我现在走在城市里面喜欢观察这些细节，就是我们的城市空间到底有多少属于有人性温度的时间？二战之后，美国中产化过程里面形成大量的新兴城市，出现三大弊端，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里专门提到这一方面：第一个是高速路，上班、下班直线，开着车，人和人不交流了，都跑到郊区的house里去了。第二个是高层建筑，摧毁了社区，小孩子住在里边，跟别的孩子也不游戏了。社会学统计下来，住在高层里面的孩子，平均智商比住在平地上孩子的低两个点左右。第三是大型公共建筑，跟个人相比起来，个人非常弱势，到里边都是一种很惶恐的感觉。北京马路那么宽，人走在城市中，互相之间根本没法对流，过街很难。欧洲传统城邦的空间结构，人和人是交互的。二十多年前兴起的新都市主义，就是要回归到人和人的密切交往，城市空间设计要以人的文化互相链接为基础，建立新的交往方式。中国本来有城市发展的后发优势，西方是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这里面有很多硬性的东西，我们应该是城市化带动工业化，我们自己应该做这件事情，恰好我们这一步也没有做好。下一步我们如何创新？如何在城市中给人“回家”的归属感？这都需要探索。我在美国的时候，最大的感慨是地广人稀，而中国人多的多，一旦我们进入小康社会，人多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优势。我在从波士顿去纽约的路上，要经过纽约州的州府哈特福德，这是马克·吐温，生活过十七年的城市，那么大的城市，晚上黑灯瞎火的，还比不上我们一个县城热闹。我们中国去年人均GDP达到1万零200多美元。也就是说在中等发展国家里是上端的，再往上跨一步，再增加3000美元，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下端了。大趋势是这样的，文化生产、文化需求、文化市场会井喷，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主动地去有所为。以前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同济的阮仪山教授总结，1992年之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城市化毁掉了2800多座小城市，文化风貌连根拔掉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了。从我心里来说，我们文学想做点儿事情，要恢复和发展城市里面应有的文化脉络，或者说是发挥本土优势，推动建设有人的生命力、有人的感情的城市。谢谢大家！李翔宁：我想回应一下您说的，您说的杜瓦诺的照片，我以前也看到过，我的理解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让我想起关于上海也有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读大学的，我第一次到上海，王安忆他们小说里也写到了情人墙，外滩的那个情人墙。为什么有这个？因为大家那个时候人均居住面积，标准是人均4平方。有一段时期上海奋斗目标是人均4平方米，其实很多人住在里弄里，居家的生活环境是没有办法有隐私的，变成我在弄堂里，两个年轻人在那儿要是拥抱接吻，肯定会被阿姨、阿妈在旁边围观。到了外滩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秘密性的环境带来的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我个人觉得，包括于海老师也说，我不是在替同济辩护。搞社会学的人会简单的，包括雅各布斯，我对他的书都读过，因为做城市理论的时候肯定要读，也会是不同的年纪或者是不同人的生活状态对城市有不同的需求。比如我刚才说的在私有空间里非常缺乏公共空间，它的秘密性会给人带来一种自由，在某些时候希望逃离人。我觉得美国的年轻人，有对文化有需求愿意在纽约或者是在曼哈顿，王辉在曼哈顿住了好多年，年轻的时候单身的时候更喜欢曼哈顿，不愿意住在郊区，但是到了有孩子、养狗、开自己的车，很多人会选择到郊区。这个可能也不能简单地说哪一种模式更好或者说人的情感，有的时候人很希望愿意跟情感维系在一块，有的时候又希望处于一种秘密性。比如日本，日本有很多流浪汉，那些流浪汉不是没有钱，就是想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不愿意跟自己家里的人住在一块，他愿意在一种秘密性的，他觉得那是另一种自由，无牵无绊的一种自由。所以可能人的需求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我自己也在波士顿呆过，在纽约呆过一段时间，我有的时候挺喜欢美国城市小城镇，但是回过头来有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上海这样特别密集的，可能是缺乏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但是人和城市之间、和空间之间的感情也是一种感情。有的时候需要跟人和人之间交流，但是有的时候空间，比如上海这个城市提供给我的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是在一个郊区或者是乡村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的，我不知道各位建筑师怎么看，令狐磊怎么看，不一定按照我们这个节奏，可以自由发挥。梁老师待会儿您听了他们几个建筑师说了以后你也可以再补充。刚才您说的挺多，先从爱情开始说起，又开始说自由。反正这个事都是文学要关心的，也是建筑需要庇护的。我们建筑师神圣的责任就是去维系住人类的爱情，假如说没有爱情，人就不发展了，建筑也失去甲方了。只有一代一代生产更多的甲方，建筑师才有活干，所以爱情是建筑的基石。城市不是从农村发展出来的，城市是由农民放弃了土地变成了自由人才产生的。所以城市和自由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因为人到城市以后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在城市里，并不是说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唯一能想干嘛就干嘛的就是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可以自由出卖给李翔宁，也可以自由出卖给志森或者是自由出卖给您。王辉：对。作为人，我有出卖我自由的权力，但是在城市里可悲的是没有被人选择的那种自由的权力。谁选我，不是我的自由，这是一个对立的矛盾。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这个枷锁就是被谁选择。您刚刚说爱情，城市是一个为爱情造梦的场所，任何一个人只有到了城市才有爱情，因为可以被更多人选择，至少有一个幻想中的爱情存在。假如没有一个虚拟幻想的爱情，我生而从一而终，连爱情的基本因子都不存在了，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浪漫。恰恰是由于你貌似有这种虚拟的爱情自由，产生了你的浪漫基因，浪漫基因又产生了爱情，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城市能给你那么多东西，城市带来了文学、带来了艺术、带来了建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那种有幻想的建筑。否则所有的建筑就是北京四合院的建筑，是制式化的建筑，不需要你去思考。恰恰是城市给了你这些东西，所以城市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载体。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里才有人类继续发展生存的意义，否则你这代人活着跟上一代人一样，没有代沟，没有差异性，活着还有啥意义呢？又回到前面本来要讨论的是疫情会带来对自由和不自由关系的重新思考，使过去很容易获得的自由变得不容易了。这段期间我看到了在城市中获得自由的案例，应该是在纽约的皇后区，每个人都被迫在家里隔离。有一个小哥在自己公寓的屋顶上歇着，看见隔几条街有一个女孩也在屋顶上休息。后来也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方式约会上了。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当然要符合保持social distance的要求。所以那个男的给自个儿装进一个巨大的塑料气球，在里面边走边滚动塑料球，隔着塑料膜和外面陪他走路的女孩谈恋爱。疫情不妨碍自由，这才是爱情。如果他们俩一见面就马上开房间，反而不是爱情。恰恰是有了疫情带来的挑战，才激发了人际之间有创意的交往机制。我觉得城市给人最大的意义在于有一种虚拟的自由，越是有外在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越能促进人对自由浪漫的想象力，因为每个城市人都有这种自由，但是有一种对自由选择的焦虑，在两者的矛盾过程中产生了伟大的爱情。假如说爱情不是建立在自由选择和自由不被选择的基础上，它就不存在了。抱歉，我说了半天没怎么谈建筑，主要是受您爱情观的影响。张斌：刚才王辉讲到了这个城市的自由，我想说的是当然跟疫情有关，我是觉得谈论疫情之后还为时过早吧，什么时候能够在疫情之后都还不一定，我们现在还是在疫情之中。这个事给我的一个思考是提前让我们讨论如何幸存，而不是自由了。城市或者是像上海这样全球化的城市，多年来积累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当然有它令人兴奋的地方，但是这样一种方式已经让我们一定要去讨论技术的未来和人的幸存的关系。疫情是把这个问题直接推到眼前。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什么疫情，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焦虑呢？问题在哪里呢？包括前一个专题讲到社区的问题，当然大家都特别关心社区，但是在中国经历了40年的快速变迁之后，我们不太可能再拥有真正的社区，好像错过了某种窗口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在这样一种不依赖于本地社区合作的条件下-我是觉得我的生活从来跟社区没有什么关系，跟邻居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疫情的时候会有点儿心慌，为什么？你的生活用什么来依托？你的生活无非依托于主干基础设施，就是配送系统，这一点其实是很可怕的。除了配送系统之外没有什么后门可以幸存。万一配送系统出问题了呢？只有屯粮了，你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合作。可否大家一起合作幸存，这个机会好像没有。我们这个话题比如“回家”，当然回家的第一层意思是回到一个私人空间。第二层意思是回到在一个场域当中的家，或者是说回家为了干嘛？回家是为了存在，或者是回家天然带有某种如何幸存下去的一个期盼。城市的幸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讲法呢？为什么讲到中国对于社区好像错过了某种窗口期，我们这三四十年当中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我有一个策划朋友提供过一个数据，这几十年当中有5亿人，中国发生了5亿人的迁移。这个数据好像在世界上历次迁移过程当中都没有发生过，哪怕你往前推到15世纪新大陆发现以后的连续数个世纪的迁移，那也就是几千万人的规模，我们在这个国家内部发生了5亿人的迁移，这样的迁移，包括城市的扩张，形成的城市是一种什么城市呢？前一段写文章时看了一个材料，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提出针对中国城市扩张、城市化的一个描述，他把这种现象称为 “全球化个体村落”。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全球化个体村落。或者说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范式和图景。这个范式和图景放到疫情当中来看，确实提出了一个如何幸存的问题。或者说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疫情过去，哪怕疫情过不去，疫情如果变成常态的话，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如何能够幸存呢？可能确实要回到讨论如何建立某种已经不可能的人和人的关联，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说真的接受一种逆来顺受的完全虚拟呢？这样的生活能不能让我们有满足感。这个都是一些挺大的问号，当然有人会比较乐观于看见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虚拟已经不可摆脱，不可能没有虚拟。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当中，像我们这样的空间工作者还能干嘛？疫情提供了一个什么呢？让我们见证了大规模的空间失效。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不陌生，我们这么多年见识了巨大的空间失效，我们盖的好多房子都没用。但是集中这么短时间的整个国家的空间全部失效，或者是实体空间失效了，当然你说疫情稳定了，或者是过去了，后疫情时代这些空间都还需要恢复效能啊！恢复效能跟建筑师有什么关系。比如现在在这样的空间，在疫情稳定之后用起来，大家会回到这么一个展览的讨论现场，这件事情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工作的范围，或者是空间工作其实需要融入到一种新的社会进程当中去，可能才有意义，或者说才可以去探讨空间问题。可能经过这样的一种状态，经过今年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之后，我可能让自己更觉得不太可能独立地来探讨空间问题或者是空间工作者有多大的专业独立性让他可以用一种传统的，好像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方式去探讨空间问题，我们最多只能介入到或者是参与到一种进程当中去，才能探讨空间问题。说到底我特别赞同梁老师的一句话，他说文学是在讨论时间问题。我们空间工作者或者是建筑学、城市规划本质上讨论的也是时间问题，因为都是人的存在状态的问题，不可能回避人的因素。一旦介入到人、人的生活、人的社会关系，这个空间问题自然背后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空间当中，我们的城市，比如说确实会有某种貌似自由的选择，有好多机会，当然这些机会都来自于文化、技术这么多年的积累和演进。面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的未来，确实还是要回到一种更关心“本地性”（Locality）的状态。反过来讲对于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个病毒不会影响那些更传统的生活方式，它影响的就是当代特别是全球结点城市的生活方式，所有的爆发都在全球结点城市。按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面对中国的这种状态，中国这样一种相对来说社会组织比较单一化的空间状态当中，确实大家要更多地去探讨城市如何能够更好的为人的幸存提供机会。庄慎：我和张斌、王辉都一样是空间设计师。张斌刚才讲我们都面临着疫情的空间失效。事实上，经过这一次，大家都是线上办公，呆在家里面，网络购物的情况。但是这里面，我们要面对的是很多觉得要反思，也有很多是觉得好像是空间设计，突然有了一些新的题材、新的话题，通过这样一个疫情能够有更多的思考或者是更多的素材。我要讲的事实上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大的系统失效。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或者是作为空间设计师，至少这一次有两个方面是可以进行反思或者是进行更有意识的思考的。我们以前讲到城市、生活、建筑的时候，都以以往自身的习惯讲这件事情，觉得这个城市很多跟空间、跟生活有关系，或者是社会有关系，跟美好的事情有关系。我们很少看到它背后这样一个支撑系统，建筑师或者是空间设计师可能会从自己角度想问题，社会学家从他的角度想问题，其他的人会从各自的角度想问题。这一次以后，更多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专业工作者应该更多从系统方面想问题。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新的事情，只是说我们面临在生活在其中的某一个系统突然被病毒击穿，全球击穿就失效了。我们有时候生活在其中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互联网总归是存在的，公共空间总归是存在的，我们的交往总是存在的，配送系统总归是存在的。习惯到都忽视它的存在，一旦失效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原来是比你关注的那些东西更基础的支撑我们的生活的。当哪一天，你所有的空间不能进了，原来司空见惯的城市、习惯的城市，哪里都能去的自由突然没了。原来你觉得是不花代价的，其实是花代价的，或者是哪一天你的配送系统出问题了，最后一根稻草也没了。像我们大家都经历了移动办公或者是网上办公，我们的工作室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移动办公的。建构了一个移动办公的体系，当时就是说空间实验，所有的数据上云，所有的员工、设计师一周有两天是规定要到公司来进行大家的交流，其他可以自由选择上下班。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持续了很久的一个时间，疫情来的时候，大家反正都要分开办公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不习惯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冗余的系统，既租了一个场地，能够容纳所有的人办公，又是线上可以办公的。你的场所一周如果有三天是空着的，就白浪费了，就是一个冗余系统。冗余系统的好处是让所有办公的人，包括自己和员工有一个选择，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选择那个。一旦这一次隔离之后，你就发现靠原来网络系统在维持，那个时候我也想如果是我们的服务器，整个网络系统出现问题最后冗余的保证就结束了。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系统里面，我们的手机，所有我们习惯的那些东西，都创造了我们的很多保证和冗余。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系统里面。系统和思维，这次疫情隔离、办公，失效等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些东西没有新概念，只不过是它突然失效了，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件事情突然呈现在面前，原来有这样的一些支撑在里面的。我认为所有的专业工作者、空间设计者都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个思维。这样才能够做我下面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越来越多的面临失效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面，各个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厉害，这一次病毒或者是这一次的疫情就是人工世界，复杂世界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只是迟点儿、早点儿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突然发生的这么早，感觉还能够撑一撑，但是它发生了，它比我们的想象更快地来临了。前两年有波音飞机失事，掉下了好几架。其实也是导航系统跟人在搏斗，其实是系统已经复杂到超出我们的控制。有的时候发明它的人都不一定搞的清楚系统究竟会出问题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一种常态会在人工世界里面，我们生活所有的地方就是人工世界，病毒也可以这么看，它会经常发生。对于所有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面对着将来不断地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或者是不断地碰到一些你无法预知的一些问题的世界，你怎么办？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比所有的概念或者是觉得有什么反思、启示更重要，因为涉及到你如何去对付它，这是一个比较硬的问题。我们的学科，我是建筑学，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太软。经常讲社会的问题，讲空间背后的问题，意义的问题、概念的问题，但是我们更急迫地面临着如何处理刚才讲的那个问题，那个是需要方法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要面临着一个不断失效，超出我们控制的复杂系统，我们生活在其中，可能专业的事情对你如何从事每个人的职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李翔宁：令狐磊，他们都是建筑师，虽然在设计房子，但是除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办公室之外，不太关心空间的一个运营，你还是在运营一些空间，从这个城市运营角度，包括公共空间的运营，包括商业空间，你觉得疫情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你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令狐磊：谢谢李翔宁老师给我突然断一下，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接，因为从爱情、自由一直到哲学、到空间、到大系统。的确是我可以结合一些我的实际在空间使用上，可以跟今天很多嘉宾，包括文学、建筑师有一些结合点来谈一下。正好是坐在庄慎老师旁边因为衡山坊，我在运营的衡山·和集期间，在2015年开始进入衡山坊这个空间，庄慎老师也参与中间的一栋8号楼整个建筑的改造。外面一层都是因为改造项目要还原原来片区房子的肌理、外立面的要求，唯一中间这一栋是庄慎老师做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他怎么做，可能很多有去过衡山·和集现场会看到这栋楼，它在夜晚会有发光的一些景观，这个景观某种意义上是跟其它房子不一样，可以用“浪漫”这个词或者是可以形成一个特殊关于功能空间上“异空间计划”。我觉得我们的老板应该是看重了这栋楼才确定要落这个位置作为我们书店的一个空间，庄老师做完之后我们发现，每一栋之间，我们当时的意图是中间形成“社区”，让“社区”成立，几栋楼之间会发生一些关系。但是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客人或者是顾客进入一栋楼的时候，他会呆在这儿不走，经常要发一些广播说请移步另外一栋楼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困难，很难影响新人或者是参观者的动线，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发生很多困难。慢慢我个人会发现打开了一个世界，其实我们不必在意自己在这个空间，而在于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片区的边界正在越来越被打开，我们在2015年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是外国游客所说的前法租界片区，或者是衡复公司认为这个叫“衡复风貌区”，徐汇区规划这个片区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有意无意的，我们在2016年-2017年经历政府把空间收回的过程，重新布局或者是重新再使用这些空间。但是在2018年-2019年之后发现空间突然火起来，尤其是2015年的时候旁边走几百米，看到整个当年邬达克做的诺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2015年的时候它黑布隆冬在那里，没有人留意它，不管是行人、访客看一眼就走了，没有一个人会跟它合影，如果今天去那一栋楼附近，不管是拍婚纱、网红、淘宝，全部围绕在那栋楼前面去进行。但是邬达克，当然建筑界包括同济也进行过多次跟他的讨论等等，都跟现在没有太多的关系，它好像突然变成一个网红建筑，大家想想一百年前的建筑突然变成一个网红建筑的时候中间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讨论的是网红，梁老师有讲法国一张照片的形象跟建筑、城市的关系、人在里面的关系，现在无非是活在一个流动的影像里面，每个人都跟建筑拍一些合影或者是一些角度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个建筑永远出现或者是这个人和建筑的关系会在流动的影像里面不同地叠加，当这个点越点越多或者是google map、地图里边、大众点评里面，各种社交网络体系里面它出现的越多的时候，这个点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地标或者是网红打卡地。
我想讲的是当这些“点”集中度越高的时候这条街也会越来越兴旺起来，有一个不太好的例子是愚园路，愚园路在长宁区的规划里面密度非常高，对我来说压力太高了，网红太多了。但是整个片区我有点儿担心它的异化问题，当一条路过于网红化或者是过于热度的话，大家要思考它会不会对这个社区或者是城市带来怎样的影响。至少在衡复风貌区控制的度是一样的，虽然武康路比以前热了好多，现在看，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成为上海的另外一种符号，相对当年所谓的外滩情人墙，现在它是另外一种情人马路或者是怎样的一个路线。回到疫情，现在看我们运营的空间发现咖啡生意顺势提回来了，人面对面聊天，喝一杯这样的需求或者是交往迅速会恢复，至少从空间运营来说并不担心人的社交会突然断层，反而它是会恢复。另外是在疫情期间，我坚持了不停地出差，或者是不停地去到达一些地方，因为第一机票很便宜、住宿也很便宜，我利用这个档跑了好多地方。现在我很不喜欢大家又都恢复了。我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非常自豪，他跟我说：“我们这个地方疫情来了之后没有发生过一个案例，没有发生一个病例，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大家想香格里拉是那么远方的地方，它竟然能躲开全人类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在二三月的时候坚持了戴口罩行为，一个没有发生过疫情的地方在戴口罩，大家想想这样的场景，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吧。在前几天我又到了绍兴，绍兴也是挨着上海很近，我在马路上，至少在进出空间里，包括服务员也没有戴口罩。其实每个地方对疫情的理解正好反映出这个城市不一样的特性，所以回到这个城市的主题“回家”这一点，何处是家？如果打开边界，尤其是现在高铁和航空把我们拉近，城市的边界也开始，包括长三角、尤其是大湾区慢慢发现这种变化，城市开始变得无边界。刚刚有讲到一点，张老师有讲社区问题，中国是把这二三十年用来做小区，没有做社区。小区是成为一个边界，每个区块都有人守。只有上海没有，上海更像一个村落，孤独的村落。原来法租界的片断就是一个村落，只不过是很贵的村落，很难进入的一个村落，因为租金、房价都非常高，保留了村落的特性，外人很难进入的一个村落，因为租金、房价都非常高，保留了村落的特性，外人很难进入的一个区块。在欧洲很多新的尤其是很多当代建筑师提倡，我相信有一个理论是去边界化，包括火车站。我在瑞士日内瓦旅行的时候，大家知道这城市是一个商务城市，非常讲究通达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铁路、火车站的铁轨可以跟马路上齐平，走在人行道上不小心就走进了火车站的一个站台，这种无边界，进了站台就上车这样一个无边界的处理是城市在这个阶段或者是十年不断地打开边界的状态下，包括疫情，一来一下子把这些无边界的另外一个缺失点，无法监管、无法控制人的走向的这个问题放大。伴随着全球化瞬时的流动，包括当时我们中国最担心的所谓武汉这个点是中国高铁最密集的一个南北东西都通达的一个地方，上海也是当时很担心的下一个点，但是我觉得上海又有另外一种边界，这个边界是无形的，刚刚说的街道，社区化的管理，你进任何一个上海的里弄，你一进去就会发现各种大妈盯着你，包括你倒垃圾，问你今天是什么垃圾都会管理到某一个口上，某一个袋子上，都会帮你管理住，所以上海的边界是很有趣的，我就讲这一点，但是上海的管理是可以帮我们去，正好这个城市的优点和它的特点，他把我们的边界体现在每个人的个体上面。李翔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再讨论了，比较晚了。除非各位还有特别想补充的，我让梁老师补充一下，第一个让梁老师讲的，而且他是文学家，现在各位建筑师和城市的媒体人都说完了以后，请梁老师看看需不需要一下建筑师的看法。梁永安：听了大家发言，特别有收获，尤其是大家提到的“空间失效”，这个跟文学的关系很深。我刚才讲，时间有一个自由的命题，一旦空间压制了时间，人的价值就危机了。我有一个朋友夫妻去买房，房子有一种是95平米，另一种是108平米，丈夫想买95平米的，觉得可以了，因为房价这么贵，多十平米要花不少钱，但妻子坚持要买108平米的。丈夫咬着牙最后买了108的。后来他们每个月还贷款，五年后还清了，这时候妻子总结出一条经验：男人，一定要给他点儿压力才行。但是我知道这丈夫大学时是个文青，很有理想，很想去和妻子孩子周游世界，去摄影、听音乐会，但为了多买十几平米的房子，这些热爱都报销掉了，时间变得疲惫，空间大大失效。我在日本工作过几年，我始终注意他们的房子问题。2001年，他们全国户均住房是100平米，2011年还是这样。他们的人均GDP比我们高5、6倍，为什么长期保持了那个户均住房面积？多出来的钱到哪儿去了？去国际旅行、读书、看电影、听音乐，文化消费的比例很高。我们有点儿钱就买房子。这个空间太大，消灭了时间，消灭了生命本身的生长力，都被固化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里面讲，空间、时间是对立的，空间像石头一样把人的生命凝固在里面，而时间要冲破它。我们今天的房地产就是大石头，人们被禁锢在里面，互相攀比，都为“差距”焦虑，非常单面化。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里的“金领”很喜欢买房子，一开始住140平米的，有一点儿钱换成买170平米的，再有钱就买230平米的……全部固定在这个思维里，不但空间失效，生命更失效。可以设想一下：1平米按照6万元算，把钱花在文化生活方面，城市的精神面貌会多么不一样！我算了一下，在中国，200万足够建立起一个生活方式来，比如喜欢摄影，30万买全器材，剩下环游世界，深度旅行，写成图文自费出版，一个生活就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实现，都被房子被消灭掉了。如何激活空间，不让空间变成主人，不让生命时间变成了奴仆？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我们要向搞建筑的、搞空间的多多学习，因为这个问题是交互的，完全交互在一起的。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0年属于年青一代，新一代中国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新型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文化细节，而不是空泛的概念。新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行为方式、游戏法则、价值观念都要落实到新型生活方式上去。不解决这个大问题，经济增长不会变成幸福，只会放大“差距社会”的焦躁不安。李翔宁：最后再回到这个主题“未来的家”，今天的探讨，本来想一堆建筑师可以谈谈未来的家可以设计成什么样，现在发现设计成什么样不重要，而是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以后真正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更重要，其实不是家的形状，而是你生活的状态决定了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家。作为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作为三个板块最后的结束，对“未来的家”可以有一个回应，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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